底层人的生命力
交换时上戏剧课，读契诃夫的《三姐妹》，老师说，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些中产阶层的人很文艺，说得头头是道，他们对人生的感慨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共鸣？其实我就是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三姐妹里的中产们说出的话我都有同感，甚至为之陷入一片感伤。比如Masha的军官情人说若今生是一次草稿，该多好。我时常后悔自己的生活，所以为这句话所动。后来老师却点出，中产的三姐妹的家庭及其朋友总在用高雅的语调抱怨生活，说自己想去莫斯科，却根本没去。三姐妹中的最小的妹妹，吵着要工作，却在工作后不久就厌倦至极，她反对别人当她是孩子，却一瞬间又对玩具产生了兴趣。比起来，被他们嘲笑为土包子的弟妹，虽非善类，言语凶狠，却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愿望，比他们开心。她地位的攀升显得这群中产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当然，抢夺他人的财产，出言不逊并非美得，但比起三姐妹及其同类“高雅”的软弱，弟妹技高一筹。三姐妹里，光说不做的中产，实在可笑。底层人在这部剧里有更强的生命力。
这让我想到了一部中国电影里的底层人，他们同样具有生命力，并且那生命力中没有上述的“小人得志”，而有对惨淡社会状况的默默承受，以及对生活希望的不舍追寻，还有最重要的，那可朴实良善的心。这部电影是《三峡好人》。影片开头的长镜头仿佛让我这个川东出生的人，看到了小时候茶馆和赶场的景象，看到了爷爷。船上的人们衣衫褴褛，面容粗糙，眼中淳朴，笑的开心。仿佛全然不知三峡即将搬迁，他们赖以谋生的土地将沉没水底。只有好人略显沉闷。他上岸后，黄发的小哥问他要不要坐摩的，他们亦是笑嘻嘻地谋生。影片的背景那么沉重，赤膊的民工，晒黑的民工，站在断壁残垣上一次一次地敲打，三峡的许多房子，是他们一滴一滴汗，一手一手锤拆下的。他们用自己的血汗，拆去自己的血汗。但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表情，只有默默劳作的背影。人们用化学喷雾在墙上的旧照片，时钟上喷洒，既给这片地消毒，也给居民的记忆杀菌。观者看到这一部分，心中隐隐作痛，而片中的居民农民渔民民工小生意人，他们不会站在这样一种电影导演，知识分子的视角去看那失去的地盘，他们在为自己的生路奔波。
好人终于找到妻子，而妻子已服侍了他人，为了“赎”回妻子，他得挣钱，他是山西人，靠什么挣？煤炭。临行前，他和几个来四川以后认识的兄弟喝酒告别，这些同样穷困，衣不蔽体的兄弟们听说他要去挣钱，想和他一起去闯，他告诫说，挖煤炭的危险大。而这些人，仗着老百姓朴素的哥们儿义气，干了酒，就决定一起去闯了。在中国这样的底层人心中，没有思考社会现状的空间。你道他们只是为了物质需求，那倒不全是：他们还在追求基本家庭单元的完整，追求兄弟热一场的义气——那些古老的东方传统价值。你道他们幸福是因为只知道这样简单的道理，不知道未来面临的危险有多大，那也不是。片尾，好人看到天空上的楼顶之间，有个人在走钢丝：好人心中清楚他将面临的危险，像那高空走钢丝的人。但他仍然和兄弟们走向了挖煤的路。他们见过了生死苦难，比任何人都懂是危险，但为了朴素的期望，他们背水一战，在这渺小的征途上，他们也会因为离那期望更近而满足，起码他离开三峡时，眼神中不再有来时的困惑迷惘。
在三峡的变故中，知识阶层有责任澄清，有责任呐喊。而三峡的底层人，中国的底层人，在无法发声的情况下，显示出了最耐苦的生命力，你可以说中国的人们被奴役惯了，但他们的确没有他法，他们只能，并且有权利追求在我们眼里平凡的生活。
这就像那个哲学家罗素在中国的著名故事。他去青城山时看到抬滑竿的人，他觉得做这种工作的人一定很痛苦，但他没想到，反而是这抬滑竿的人给他讲笑话，令大家都笑哈哈。中国人是这么能忍的民族，有时候忍到已经不是忍，而是以简单的快乐来化解生活的苦难了。
上周日去玉渊潭那天雾霾严重，我们也收到不要出游的警告，而公园里却一片热闹。虽然天气灰沉沉，人们却穿得五颜六色，有人舞彩带，有人大合唱，有人玩空竹，有人拉二胡，有人吹笛子，有人玩镜头。卖蒙古烤羊肉的小伙儿在迪斯科中忘情地抖着全身以及手中的羊肉串，他们大声呼喊叫卖，剧烈地活动，一点不担心PM2.5成群进肺。也许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还在为北京的雾霾忧虑，这公园里,欧美人眼里生存环境恶劣的中国底层人们却开开心心过他们心中的春天。
这让我想到海桑写的一首诗：
